5月27凌晨来自香港媒体方面的消息，5月26日晚11点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现场尚存血迹。死者是C2宿舍一位男性。RTHK引述新华社报道，称昨晚11时32分接到富士康一叶姓员工电话，称其10分钟前在富士康龙华园区D2宿舍楼宿管办门口见到一男子倒於地上，现场已被封锁。富士康媒体办向记者证实，富士康当晚确有一名员工坠楼身亡。

富士康大股东郭台铭昨日到深圳，了解连串员工堕楼事件。对于无法阻止悲剧发生，他多次鞠躬道歉，并愿意收回要求员工签署的自杀免责声明，又指部分自杀个案涉及男女感情问题，他无办法阻止事件发生。

有自杀员工家属在厂房外哭诉，要求彻查事件。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亦到富士康厂房了解。

新华社英文版已经发了消息，第12跳得到了最终的确认。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就在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视察深圳厂区当天晚上，富士康员工今年“第12跳”又发生了。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富士康连发12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开始积极介入干预。

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平昨日表示，中央政法委主要领导和广东省主要领导近日在深圳开会之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更高规格的领导工作小组，强力推进有关工作。

郭台铭同一天在深圳龙华厂区表态称，富士康与心理专家讨论后的初步结论认为，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事件跟工作压力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由部分员工天生的个性、基因以及感情因素导致。

有外电报道，苹果公司26日表示，公司有责任确保整个供应链上厂商工作环境的安全，确保工人受到尊重，正在对富士康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跳楼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对此，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程天纵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部分大客户都很关心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但很多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暂时没有影响富士康的订单。

管理问题：

企业和政府表态现微妙差异

昨天，郭台铭亲赴深圳专门处理自杀事件，同时从台湾带来了数十名记者。而这个一直被视为相当神秘的厂区，也首度大规模对媒体开放。

富士康同时还举办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心理暨社会学专家团调研座谈会”。在座谈会现场，郭台铭向媒体记者深深作了三鞠躬，恳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不要对自杀事件进行猜测和恶性渲染。

不过，郭台铭表示，并没有把握保证不再出现类似的员工跳楼事件。

程天纵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在未来并不会因此进行重大调整和改变，因为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现场需要纪律和监管，“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对待员工的管理态度。”

郭台铭称，公司一年多前就注意到员工在工作压力下情绪会受到影响，所以当时就成立了员工生活关爱中心，以及关爱中心网络平台，当员工有心理压力就可以上网登记、登录，并有专人协助处理。

对于外界的批评，郭台铭表示，富士康在深圳约有45万名员工，全大陆有78万名，应该要科学地看待自杀问题，要从大陆整体来比较相关数字。他称，自己曾经询问有关专家，富士康员工的死亡率在正常线以下。

参加座谈会的两岸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就富士康员工死亡率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深圳市政府26日也举行富士康跳楼事件说明会，李平在会上表示，富士康发生的员工连续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李平说，从个体来看，这些员工大多属于“80后”和“90后”，思想观念不成熟，涉世不深，经历磨炼不够，心理比较脆弱，对情感纠纷、环境变化、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从企业来看，富士康集团40多万处于相同年龄段的年轻员工聚集在一起，加上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容易使一些问题和情绪产生“叠加效应”。

专家观点：

企业和政府需共同努力

郭台铭在座谈会上表示，集团将收回要求员工签订的所谓“不自杀承诺书”，并且降低跳楼自杀抚恤金至适当比例。集团认为，过高的赔偿金会带来负面的鼓励效应，富士康不鼓励这样的行为，这也不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结果。

郭台铭说，富士康是一家企业，而不是政府机构，有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能但没有社会职能。企业的人文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期内急需采取干预措施防止危机进一步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人际关怀。

按照计划，富士康将安排每50名员工组成1个相亲相爱组，小组成员内相互关怀和帮助；富士康还计划寻找70名心理学专家进驻企业，并在员工中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对员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在前一阶段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更高规格的领导工作小组，并下设若干专责小组，进一步强力推进有关工作。李平表示，深圳市公安、劳动、工会等多部门已多管齐下，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李平称，政府将促进企业在危机中加快转型。

目前，富士康已在硬件设施方面加强了防范，比如在每栋楼的四层以上安装安全窗。

同时，程天纵称，富士康将会遵循深圳市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对员工薪酬进行调整，但不存在为了缓解跳楼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上调最低工资50~100元的计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富士康的反应比较令人失望，“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黄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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